但是，不能因为这三个概念的一致性而随意、交叉使用，更不能将我国法律文本中这三个概念使用的不一致性视为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甚至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为了持续地发展壮大，重要的是：法心理学领域能持续吸引更多的人——尤其是那些已经在从事本领域研究，却未把自己定位为，即便是第二专业的，法心理学家的研究学者们。1997年委员会代表组成的（打分）结果是，只有75个人为41学会打了十分——而大多数人只给了41学会1分或2分。

值得一提的是，1971年40%的美国法心理学协会成员是律师。Social psychology: Understanding human interaction. Needham Heights, MA: Allyn Bacon; Smith, E. R., Mackie, D. M. （1995）。Training in psychology and law. In I. D. Weiner A. K. Hess （Eds.）， Handbook of forensic psychology. New York: Wiley, p.293. [95] See, e. g., Freeman, R. J., Roesch, R. （1992）。New York: Guilford. [128] Melton, G. B. （1987）。正如上文所述，布朗和伯替两人都出版过以法心理学（legal psychology）此术语为题的著作。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psychology and law/criminal justice: Historical foundations, present structures, and future developments. Criminal Justice and Behavior, 23, 200-235. [32] See Cairns, H. （1935）。此外，美国法心理学协会/第41学会（APLS/Division 41）是一个重要的组织，拥有大约3000名成员（包括500名学生成员）。对法律感兴趣的心理学家们也没有成立正式的组织。

[57]毫无疑问，法律现实主义的失败，和对其它社会科学在法律中的应用一样，对法心理学的发展产生了激冷效应。而且，即使有明显的例外存在，法心理学领域在吸引女性和少数族裔成员方面确实存在困难。他被认为是应用心理学的创始人。因为本文是有几分讽刺的，甚至批判的，所以将其置于20世纪后期法心理学领域取得一些进步的观点中，就显得尤为重要。

这篇文章是发人深省的，希望其将鼓舞一些人回到我们领域的最初根源上，这也反映在了萨利姆·沙赫（Saleem Shah）的言辞中，其作为法心理学创始人之一，曾说过：对心理学和法律进程、社会进程间互动的根本挑战是：引入相关的知识与技巧，用于解读最主要的社会不公正现象，从而使社会政策与实践能够和公平、权利以及正义的内涵更加相符.[72] 有人甚至会问，法心理学领域的研究效果如何，例如陪审团以及陪审团决定——此领域是我们法心理学中做了很多研究工作的一个领域。The psychology of law.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33, 441-475; Tapp, J. L. （1976）。

实际上直到1994年，法心理学才在《美国法律年度调查》（Annual Survey of American Law）[66]中找到自己的道路。What is forensic psychology anyway? Law and Human Behavior, 23, 273-298; Tapp, J. L. （1976）。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70]福克斯（Fox）针对法心理学运动进行了批判。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law of evidence—Memory. Harvard Law Review, 41, 860-871; Hutchins, R. M., Slesinger, D. （1929）。

我在波士顿发表此演讲，也是适当的。[17]正是在那个时候，法律学者们开始主张，为了全面地理解法律，必须审视和理解派生出法律并最终被法律所影响的社会背景。The common law.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2] Purcell, E. A., Jr. （1973）。Law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and Co. [53] Kalman, L. （1986）。

Psychology and law: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Pacific Grove, CA: Brooks/Cole; Foley, L. A. （1993）。Psycho-analysi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facts in legal proceedings. In J. Strachey （Ed.），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works of Sigmund Freud, Volume 9 （pp.103-114）。

Violent and violent people: How meterology can inform risk communication in mental health law. American Psychologist, 51, 931-938; Steadman, H. J., Mulvey, E., Monahan, J., Robbins, P. C., Appelbaum, P. S., Grisso, T., Roth, L. H., Silver, E. （1998）。Talk about realism. New York University Law Review, 60, 329-384. [24] Freud, S. （1906）。

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几所知名法学院在法学课程学习中列入了社会科学内容。它对黑人和白人是否能够一起或分开接受教育的问题作出了最终裁决，推翻了1896年普莱西诉佛格森 （Plessy v. Ferguson） 一案的裁定所确定的隔离但平等（separate but equal） 原则。所以，为了提升法心理学（的水平），强调存有把心理学的研究和实践应用到法律制度中的需求，措施必须被采取。——译者注） [50] Cairns, H. （1935）。Legal psychology and therapeutic jurisprudence. Saint Louis University Law Journal, 37, p. 690. [107] Wiener, R. L. （1993）。本文简要介绍了20世纪的法心理学，并指出事实上已存有两次法心理学运动，一次发生在20世纪前三十几年，另一次发生在20世纪的最后三十几年。

本文简要介绍了20世纪的法心理学，并指出事实上已存有两次法心理学运动，一次发生在20世纪前三十几年，另一次发生在20世纪的最后三十几年。Legal psychology. New York: Prentice-Hall.（已有中译本，但译为《法律心理学》，笔者这里译为《法心理学》。

虽然是为了对法律带来有意义的变革以及在心理学中增加我们对一些现象的理解，但是心理学家必须将他们的工作提升到下一个层次——其中就包括理论的概念化，这样能有助于解释如因果关系这样的事项。Psychology. St. Paul, MN: West. [90] See, e. g., Aaronson, E., Wilson, T. D., Akert, R. M. （1994）。

在别处我曾写到： 在对种群的选择以及我们考虑问题上如此显而易见的疏忽是令人羞愧的。Legal psychology and therapeutic jurisprudence. Saint Louis University Law Journal, 37, p. 690. [105] Small, M. A. （1993）。

在拥有信息高速公路和万维网的今天，讨论帖与在线服务能够并且已促进了这一过程。一些例子——其中包括许多著名的心理学家——如下：詹姆斯·麦基恩·卡特尔（James McKeen Cattell）[37],1891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创办第一所心理学实验室的学者，他是冯特的学生，并且担任过早期美国心理学协会的主席，其兴趣爱好广泛，（其中就）包括研究在各种制度中人的功能。[98]培养法心理学专业人员的职业意识和协助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对保持法心理学持续活力是很重要的，在未来，相当多的额外关注需要投入到此领域。  二、后退一步：法心理学运动的萎缩 为什么20世纪早期法心理学的最初尝试并没有持续，想要准确回答这个问题是不可能的。

The path of the law. Harvard Law Review, 10, 469. （中译本可参考：霍姆斯著：《法律的道路》，张千帆 杨春福、黄彬 译，《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00年秋季卷，第14页。实际上是我继续查找到了溯及至20世纪早期，有关心理学家对法律有研究兴趣的文章和资料。

希望这样做，将能够帮助我们确保此领域在21世纪的持续发展和成功。然而，对那些可获得资助的研究领域来说，应用研究的合同提供了一个特殊的机会，不仅是对于开展研究，而且也确保了研究成果将被政策制定者所看到并对其感兴趣。

[121]在过去的10年里，该研究网络已经对法律能力、法律强制和风险评估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当前的课程纲要，即第三版，包括近70种用于课程的课程纲要，其中有心理系的从本科生到研究生的一些课程，以及法学院的法心理学主题的一些课程。

Professor Munsterberg and the psychology of testimony: Being a report of the case of Cokestone v. Munsterberg. Illinois Law Review, 3, 399-455. [35] Munsterberg, H. （1908）。[77]此外，使用法学和心理学这一术语引发了另一个问题，即在此领域工作的研究学者该如何称呼。Springfield, IL: Thomas; Tomkins, A. J., Ogloff, J. R. P. （1990）。——译者注 [4] Ogloff, J. R. P., Tomkins, A. J., Bersoff, D. N. （1996）。

事实上，是否真正产生过些许涟漪，也是值得怀疑的。A psychological view of the legal system. Dubuque, IA: Wm. C. Brown; Horowitz, I. A., Willging, T. E., Bordens, K. S. （1998）。

实际上很有可能的是，订立研究合同的一方有兴趣获得研究结果用于评价一些法律或与法律相关的项目。为了决定美国心理学协会委员会代表的组成，所有的成员都有十分的评分额度以给任何学会或者给州或省级协会评分。

[46]哈钦斯和斯莱辛格发表了一篇名为《法心理学》（Legal Psychology）的文章。[69] 除了对法律的整体影响甚小这一总体失败之外，当代许多学者在写作时针对这一领域现在的研究方向——或者研究方向的缺乏——提出了许多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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